超龄考公人【真实故事计划】

超龄考公人【真实故事计划】

宇宙的尽头是编制。据统计,有近7成清华北大毕业生选择进入体制内,2021年国考报名157万人,省考报名人数则达到了537万。为上岸,不少年轻人屡败屡考,直到35岁来临。35岁是公务员报考的年龄线。

本文主人公是一位超龄的公考人,有着12年考编生涯,却最终没能进入体制。在他生活的东北四线城市,公务员身份意味着面子、铁饭碗,以及父母亲戚的期盼。

以下是他的自述:

超龄考公人【真实故事计划】

2008年4月份,我第一次参加公务员考试。在我12年的考公生涯中,这是成绩最好的一次。

考公这条路,是我爸给我安排的。他家兄妹六人,五个公务员,一个教师,全都在体制内。职级最高的是老大,曾担任这座东北小城的市委副书记。我爸在市卫生局干了大半辈子,到退休也只是个正科级。

如不是大伯后来落马,进了监狱,等我毕业,他给我安排一份工作,大概是件很轻松的事。

决心考公时,我还没走出校门,没什么杂事分散精力,学习状态保持得还不错。临近毕业,要上的课不是很多,我买了几本书,一有空就去图书馆,认真复习公务员考试。那次,我报的是省会哈尔滨的工商局,同一个岗位,竞争人数还不到一百。

家里有不少公务员,这个身份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多光环,只当个就业出路而已。考不考得上,也完全不当回事。相比之下,我更想靠自己的专业电子信息工程,出去打拼一番。

可在我爸眼里,企业都是养小不养老,哪有体制内稳定,有职称、有编制,退休了,工资也有保障。官不用当多大,至少一辈子不用为生活奔波。不求有功,但求无过,就能在体制里岁月静好地度过一生。他常说,在机关单位工作,你的一举一动都代表国家,必须处处小心,这是规矩。

我觉得,他这种遇事就躲,从来不敢出头的性格,就是在单位里熬出来的。虽办不了什么事,人缘始终不错,谁也不得罪。这一点,我和我妈早就达成共识。

2008年,大众对考公的热衷度还不是很高,多数都抱着试试的心态,甚至有裸考的。考试当天,稀稀拉拉的考生陆续进场,神态松散,鲜有表情凝重的。门口发的宣传卡片,也没人会接过来扫上两眼。整个氛围如同来走过场,然后该干嘛就去干嘛。

放榜后,我以80多分的成绩考了第五名,差两名进面试。

超龄考公人【真实故事计划】

2008年7月,我从本市一所普通本科毕业,恰逢金融危机爆发,大环境下,电子厂不是倒闭就是裁员。

我在南方转了一圈,好不容易才被苏州一家生产摄像头的工厂录用。从学徒做起,每月工资一千二。由于没有订单,工人们整天拄在流水线上打哈欠,工厂为了拢住人心,只得组织员工学习度日。

三个月后的一天,经理通知我们,厂子停产了,大家另谋生路吧。

我问过一些同专业同学,有人的厂子开不出工资,靠家里打钱硬挺;有人干脆回家,复习考研。毕业第一年,所有人的境遇都不太好,却很少有人选择考公。

春节期间家庭聚餐,二舅听说我就业困难,想通过关系帮我找份工作。过完年,我便前往青岛,在一家生产胶原蛋白的加工厂做电工。二舅是个老生意人,人脉广,家里大事小情总能帮衬一把。这家企业的总经理,正是二舅同学的妹妹。

原本我的专业是弱电,到了这,就开始跟着师傅从头学强电。几个月过去,主管跟我说:“别在这干这个了,跟我们去上海,带你见见世面。”于是,我从青岛调到了上海分部,做起销售。

我是北方人,一米八大个儿,长得也精神。去推销产品时,那些美容院的老板娘见到我,心情都特别高兴。打开产品一喝,直接笑了:“这味也太冲了。”她知道我们干这个不容易,出于礼貌,还是留了几盒。团队的员工全是厂子调过来的,有搞生物技术的,有搞电子的,就是没人懂销售。业务开展的并不顺利。

半年后,我只好从上海回到青岛,继续做电工。

我师傅是个干活很卖力的人,有什么技能也愿意教给我。一天,他因为工作失误,把手割伤了,向企业寻求赔偿。结果,厂长不讲一点情面,直接把他赶走了,连最低的留职养伤都没同意。那个厂长,原来就在三鹿奶粉负责生产流程,三氯氰胺事件曝光后,躲到了我们这。

我那时是个愤青,看不惯企业把员工当工具,兔死狗烹,索性辞职了。在外面折腾了两年,依旧没能找到合适的路子,我开始有了进体制的想法。至少,体制内不会遇事不管,随便把人开了。

超龄考公人【真实故事计划】

我爸胆小怕事,为了给我安排工作,他还是动用了同事关系。2010年初,经家里建议,我自学了一个月财会,考下了会计上岗证,然后,被送进了某直属医院的财务科。

医院坐落在市周边的县城。那时,我对体制内没有太多了解,只知道自己终于有份正式工作了,一心想好好努力,争取把岗位定住。一进去,我就跟老财务学起了做账,同一批的三个新人里,我来得最早,也是唯一一个有会计上岗证的人。心想以后做账的活儿,肯定是我接了。

可一个月后,科长直接把活儿交给了另一个应届生,不是专业出身,也没有会计证。他家人是血站的站长,跟医院同属一个系统,关系更近。

对此,科长的解释是,一人做一年,轮着来。从此,我的工作变成了打杂,贴票子。等到第二年,她再没提过轮班做账的事。我想做的,科长始终没有交给我。我爸说:“你一个外来的受欺负很正常,都得从基础做起,让你扫地你也得去啊。”

科室的办公效率很低,有时候就要一个数,能足足拖上半个月。回头一看,这一个月好像就干了那么一件事,日子一天一天就这样磨没了。

回想在青岛工厂做学徒时,我每天工作起来很有劲头,知道有哪些知识需要掌握,也能看见那些高端工程师都会什么东西,清晰的目标就在眼前。到了医院,我感到整个人一直是悬着的状态,空有一腔热血,却不知该往哪洒。

那段时间,我经常急得晚上睡不着觉,琢磨着怎么才能让领导喜欢我,然后,把有技术含量的活交给我做,让我学点东西,实现点价值。

超龄考公人【真实故事计划】图|东北城市的街道

2011年,我靠自学又考下了初级会计证,科室里专业出身的同事都没我的分高。这依然没能改变科长对我的看法,她觉得我这都是死记硬背的,一个学电子的,再会考试也没有实践经验。她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,当科长之前,在医院受了不少气,现在翻身了,又把打压下属的习惯传承了下来。

没想到,她不给我活干也就算了,竟天天想着怎么给我使绊子。

2012年6月份,上面派人下来审计医院国有固定资产的账目,最后发现,国家拨了款给医院做房屋改建,老房子拆了,新房子却没盖起来,直接问责医院领导。科长走进办公室,指着我问道:“固定资产是不是你负责的?怎么回事?”

我知道这里面牵扯着很多利益,谁都不爱背这个锅,接做账的那个同事三番五次请我吃饭喝酒、洗浴,忽悠我接固定资产。我一直留了个心眼。

面对科长的责问,我当场否定:“活怎么能是我接的呢?我只是配合把数给做了,最后确认签字的人,还是那个同事啊。”科长和同事一听,愣了半天,脸一下拉了下来。她想把锅甩给我,面上又不能直接说,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这件事得罪了科长,我在科室更加边缘化了,也经常被“穿小鞋”。没事干的时候,我就在办公室打游戏,意志一点点被消耗的一干二净。

本来我是个挺干净利索的小伙子,在医院待了两年,人变得越来越邋遢。每天上班看不到希望,提心吊胆,就怕科长找麻烦。即使不是我工作范围内的事,她也会指使我,“那个你去吧”,语气就像在说“你也只配干这个”。

后来,我实在忍不下去了,跑到科长办公室,畅快淋漓地大吵一架:“你什么意思?逢年过节礼也没差你的,凭什么这么欺负我?要不是为了等个编,你以为我愿意在你这干吗?”

一帮同事闻声赶来劝架。结果就是,我从财务科被调到了器械科。

2014年12月份,按照流程,正是给我发放编制的时候。然而,就在这个节点上,财务科科长和人事科科长联合定了个条文——入职满五年才能发编,我刚好差一年。另一个比我晚来的同事却正常发了,他爷爷原来是这家医院的院长。

我急得给我爸打电话,他的回答是:“政策每年都会变的。”

在医院待了四年,我明白一件事,所谓单位,就是人情大于做事,它不像企业,想着教你怎么把工作干好,而是看你背后到底是什么背景。关系不够硬,就别想舒舒服服躺平。

年末,我从医院离职回家,虚岁刚好三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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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单位的失望,并没有完全浇灭我对公务员的向往。这源于我后来进工会时,被机关单位的氛围所吸引。

离大学毕业已有七年,我所学专业基本全都还给了老师,财会这门手艺,也没得到一点实践的机会。摆在眼前的,似乎只剩一条对专业要求不太高的路:考公。

2015年4月,我坐在大学图书馆环顾四周,至少有20人手里都拿着《行测》,学校周围也开始兴起专门针对考公的辅导班。中午吃饭途中,我时常能看见,100平米的门市里,黑压压坐满了学习考公的人,他们面向屏幕,目不转睛地听着讲解。

考公的热度,已然今非昔比。

报了班之后我才发现,他们已经把做题研究得如此透彻了。比如,有些数学题型根本不用像我之前那样,实打实地算,而是通过排除法,用最快速度找到正确选项。那年,我一共考了两次,一次省考,一次国考,成绩都不尽如人意。短板在于申论这科,只有40多分。

为了提高申论的写作水平,我特意考了市工会的公益性岗位,一边工作,一边锻炼写材料的能力。每月还能领一千出头的工资。

身处政府大楼,到处弥漫着融洽的气息,大家会刻意避免矛盾发生,有一种高素质的体面。我知道,这种和谐来自他们彼此之间的身份认同:你是公务员,我也是公务员,我们是一个体系的。

和谐只在食堂开餐时才被短暂的打破。大门一开,堵在外面的人便一窝蜂涌进食堂,抢着自己爱吃的菜,锅包肉、溜肉段、炖鱼、炖鸡、冷面、拌菜、馒头、米粥、水果……伙食相当不错。

大楼里还设有专门的羽毛球馆,只有公务员刷卡才能进入。在一次部门比赛当了回裁判后,我疯狂地爱上了这项运动,羽毛球是我不如意时,找到自信和排解情绪的出口。起初,我都由同事带着进馆,久而久之,看大门的以为我是正式员工,不刷卡也从不拦我。

一团和气的氛围深深吸引了我,这正是我想要的工作环境。因此,我更加坚定了考公的决心。

工会科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性,性格和蔼,从不用命令的口吻和下属说话,没有一点架子。她十分支持我考公务员这件事,并允许我,不忙的时候可以拿出资料在办公室复习。下班后和周末时间,我就开着车,去大学图书馆做题,专心备考。

超龄考公人【真实故事计划】图|我的考公复习资料

复习了三个月后,2016年12月份,国考开始,我报了本市的税务局,到这时,一个岗位的竞争人数,已经达到了二百多人。尽管我发挥的不错,拿到了120分的成绩,却只考了第五名,没进面试。

我真切的感觉到考公的题型正在变难。从榜单可以看出,前几名的分数都咬得很紧,不容半点松懈。

那时,知道公益岗位的人并不多,只要我说自己在工会工作,外界几乎都会默认,我就是公务员。在这座企业不多的东北小城,我逐渐体会到公务员身份带来的尊重和温柔对待。

有次我去人社局办事,询问窗口人员科长办公室怎么走,他手一挥:“你上后面排队去。”随后,我表明自己是工会的,来送材料,对方态度立刻温和起来:“啊,啊,这样啊,那个你从这上电梯,到五楼……”

还有一次,是去交警支队送开会用的红头文件,登记处保安得知我来找他们主任,警觉地瞅瞅我,强硬地扔出一句:“他不在。”

我说,我是工会的,他不在的话,你帮我把这个材料给他吧。

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一听,瞬间变了个人:“啊,他在呢,你给我就行,我保证亲自给送去,完了我让他给工会打电话。”

出于自我保护和自尊心,我曾一度以正式公务员的身份对外,并迫切地想把它变成事实。

到了2017年,考公的条件更苛刻了,不少岗位开始要求必须是党员,研究生还有特定的专业才有报考资格。相比之下,我这种计算机类的大专业,又是本科,竞争压力格外大。4月份省考,我报了哈尔滨的统计调查局,考了20多名。12月份国考,名次则更加靠后。

期间,我经常听父母提起,谁家孩子考公多年,终于成功上岸的消息。可对我来说,希望却愈加渺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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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真正考上公务员前,那层我给自己找来的虚假外壳,脆弱到一击即破。

在体育馆学羽毛球时,有个一起上课的学员,他听说我在工会工作,还是单身,说什么要给我介绍对象。女方是铁路局档案科的职员,专科学历,家境殷实,亲属是铁路局的领导。饭桌上,女生说自己也在考公务员,还报了辅导班,问我有什么考公的经验。

话里话外,我感觉出她不是那种学习的人,也不是真的想考公务员,只是想找个公务员结婚,觉得和自己的条件匹配。但我不是正式的。

饭后回到家,我以比她大8岁为由,告诉她,我们不合适。没想到,她不但没有放弃,反而对我发起强烈的攻势。连续几天晚上,她经常主动给我打电话聊天,说年龄不是问题,如果我不喜欢她,她可以追我。我一直找各种借口推脱,再没和她见过面。

直到有一天,女生突然发消息质问我:“原来你不是正式的啊,我让我姐查了,没你这个人啊。”我脑袋一懵,心里抑制不住的愤怒:“我都说了不合适,你为什么非要刨根问底,戳人的痛处!”

最后,我们互删好友,再不联系。

在这之前,我向女孩提出一个请求,那就是帮我保守这个秘密。如果我不说自己是公务员,教练不会那么认真教我打球。

多次考公失败,我逐渐心灰意冷,复习也没了以往的劲头,精力全花在了打羽毛球上。这幅日本进口的球拍,是划我爸工资卡买的。亲戚们知道我考公多年,一直啃老,跟着发愁:“还考啊,都成范进了。”表弟也来给我出主意:“不行跟我学着开个会计事务所吧。”

我妈在县城做了十年兽药生意,2018年7月份,她看我年龄大了,工作和对象都没个着落,一狠心,把店兑了出去,专门回来解决我的问题。

她一共给我安排了十几次相亲,对方一听我不是正式编制,有连面都不见的,也有见的,见面后就只问家里条件怎么样。有个年龄跟我相仿的女生,刚刚考上县里的狱警,眼睛有一点斜视。得知我不是正式编制,只是在考公务员后,不屑地说了句:“我想找个跟我差不多点的,不能等你了。”

后来,我还是谈了个女朋友。她是我的高中同学,北漂多年后,考上了大连海关,副科级。我俩是在一场同学婚礼上联系起来的,异地的那几个月,我有空就跑到大连看她,我们商量好,等我考上大连的公务员,就考虑结婚。

为了能收获一份婚姻,我又重新燃起了考公的希望。

我重整心态,认真复习了三个月。12月份国考,我报了大连金州区的商务局,那次同岗位的报考人数,有三百多人,我考了第十名。

最终,我们没能走到一起。

眼看我在工会的岗位期即将结束,科长过来劝我,她说,别看我跟我老公都是公务员,俩人加起来不到一万的工资,一样为孩子的补课费发愁,一节课就好几百,这工作除了稳定,还有啥意思。我开始思考,公务员这份工作,到底能给自己带来什么,它真的适合我吗?

2019年4月份,我又考了一次哈尔滨调查统计局,依旧落榜。从此,我决定放弃考公,10月份,我离开工会,先后前往雄安和青岛,考察有什么赚钱的项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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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初的一天,我的手机收到一条信息,是当初给我介绍对象的羽毛球学员发来的,他说:“原来你不是正式的啊?”看来,那个女孩还是没有帮我保守住秘密。

面对他的质疑,我的心中毫无波澜,那时,我们全家已经搬到了青岛胶州。这是我外出考察后做出的决定。

在青岛工作过,我知道这里的气候比东北好,冬天没有那么冷,不用穿羽绒服就能出门。另一方面,胶州区正处于开发阶段,以后做生意的机会也多。我们在这买了一套住宅和两个车库,准备长久定居。

到那之后,我应聘了一家私立医院的财务工作,想着先有份工作,在慢慢看有没有适合做的生意。本以为我之前在医院财务科干过,肯定能行,没想到刚去一周就出了问题。

领导让我做材料入库,需要汇总所有结算的票子。当初在医院,票子都是别人主动给我送过来的,并不知道得挨个打电话去催。眼看快到规定时间,不少人的票子还没送来,还有人送来的票子不对,急得我焦头烂额。最后,我自知手法跟不上,辞去了工作。

我已经35岁,一无所长,前路渺茫。

公务员考试规定,报考年龄必须在18周岁以上,35周岁以下,应届硕士和博士可以放宽到40周岁以下。既然适应不了专业性的工作,不如赶在超龄之前,最后再试一次,也算给这件做了很多年的事,一个交代。

山东是全国的考公大省,我深知自己不是山东考生的对手,权当碰碰运气。

疫情爆发后,大量企业倒闭,裁员,考公人数暴增。青岛城阳八中,入场时间一到,堵在门口的考生鱼贯而入,留下一帮焦急等待的家长,场面如同高考。这一次,我完全没有复习,山东的题型跟黑龙江也有所不同。拿到考卷的一刻,定数已经显现。

走出考场,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,仿佛压在身上的重担,永久性地卸了下来。从此,考公再不会有我这个人。

– END –

口述 | 申成
撰文 | 罗镇昊

本文来自真实故事计划,本文不代表摸鱼吃瓜立场,如若侵权,请通知删除 邮箱:exmail@moyuchigua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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