妇女拐卖,知道的不多

妇女拐卖,知道的不多

30年来,关于妇女拐卖的新闻报道及学者研究汗牛充栋,受害者、人贩子、买主与地方治理,深深地卷入了这场人性风暴。可当人们的目光聚焦这一古老的罪恶,却发现,女性拐卖的种种,仍然潜伏在文明社会的肌理之下,发出刺痛。
我们整理了一些旧资料,仅供参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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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数被拐者:想改变生活的贫困女性

一位从云南栋县拐来徐州睢宁17年的女性,跟前来调研的学者说起自己的经历:1971年,她出生在云南的一个山区里,在那里,背阴的地方不长庄稼。父母去世后,哥嫂把她养大。她只上了半年学。
她说:“上学的时候,中午还得干活,上了有什么用?上了也没用。现在自己名字不太会写,看电视能看懂点,要我写,我还写不出来。”1987年,16岁的她想离开云南山沟,到外面挣更多的钱,便和一位自称能介绍工作的陌生人离开。她和那人坐车来到徐州,结果,被卖给了现在生活着的周家。

据她回忆,当时和她一样来到这里的人有很多,“是骗过来的,那时云南条件不好,骗出来说是打工。被卖了,人就走了,让人看住她,怕人跑。说这家好就带到这家,说那家好就卖到那家,要看好几家,不能还价,卖了人就走。现在云南条件好了,现在徐州买云南媳妇也少了,不多了,骗不过来了。”

在关于华东五省被拐卖或拐骗人口流入地的研究中,学者王金玲指出,打工、结婚、做生意已成为已成为近十几年来,不法分子在贫困地区对妇女实施拐卖或拐骗的三大“诱饵”。研究还指出,这些女性大部分都来自贫困地区,希望通过外流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,实现“赚钱”“过上轻松的生活”“看一看外面的世界”等心愿,让自己有较好的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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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易被拐者:患精神疾病或智力障碍的女性

患有精神疾病或智力障碍的女性,极易成为人贩子的目标。
基于1038份涉及拐卖妇女的裁判文书,黄忠良等研究者发现有26.7%的受害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,如精神发育迟滞、精神分裂、抑郁症、癫痫病等。

2007年,安徽砀山福利院院长时某将一位精神障碍女性以1万元的价格卖给中介周某。随后,该女子又被人先后倒卖两次。经查,这名院长还拐卖过福利院2岁男童。

广西百色市田东县一男子向某在没有行医资质的前提下,擅自开办名为“土洋院”的“精神病院”,将流落街头的精神病人绑走,以敲诈病人家属牟利,又或是将女精神病人卖给他人。

2014年4月底,向某曾在百色市右江区街头抓走女精神病人小璐(化名),并将其关押三个月。期间小璐反抗过,向某以电棒相击,试图让其服软。向某联系过小璐家人,称自己是精神病院医生,小璐被他带回医院治疗。得知消息后,小璐的父亲本想来土洋院接孩子,却收到要交出1万元的要求,便拒绝了他们。

随后,小璐被向某以9000元的价格卖给田阳男子隆某,隆某又将小璐以1.4万元的价格转卖给黎某。黎某本打算将小璐卖到河北,但得知了向某被抓的消息,便迅速联系隆某要退回小璐,并拿回7000元。由于担心被追责,隆某替小璐购买了一张回家的车票,将其送上班车。

之后,隆某、黎某等人相继落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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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境拐卖:外籍女性,被收走护照

基于1038份涉及拐卖妇女的裁判文书,黄忠良等研究者还发现有38.3%的受害人为外籍女性。

2020年5月,合肥中院审结了一起涉及“跨国婚姻”的拐卖妇女案。其中,十余名被害人均为柬埔寨籍女性,她们大多是被人以介绍打工等名义,骗至中国景德镇等地。

参与这起贩卖妇女案件的江敦权,原先是买家,他在替儿子买了一位柬埔寨女子做媳妇后,以“介绍婚姻”为由,成为拐卖柬埔寨女性的中介。据他供述,一些在江西扎根的柬埔寨人,会哄骗柬埔寨当地贫穷女子到中国。他们有的骗她们来打工,而这些人来了之后才知道要嫁人,但由于护照被他人控制,她们难以离开。

江敦权称,前两年,买一个柬埔寨女子的价款是十三万到十五万,这两年已经涨到十六万到十八万一个。另外,为防止女方逃跑,那些购买柬埔寨女子成婚的男性,会在她们办完中国结婚证后,将她们的护照签证收走。

妇女拐卖,知道的不多图 |电影《盲山》截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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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贩子:大多数是陌生男性
2019年的一份研究指出,大多数拐卖者为男性农民,年龄集中在31岁至50岁之间,文化程度主要在初中及以下。从案件类型来看,陌生人拐骗占近五分之四,父母、亲属、朋友或熟人占近五分之一。其中,仅有十分之一的拐卖者有自首情节。
一些拐卖者既是买家也是卖家。在一起案件中,刘某为给儿子娶媳妇收买妇女,因花销巨大又无其他经济来源,自承接了邻居的收买需求开始,他先后四次拐卖妇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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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人:链接人口流出地的关键一环
在一起跨省拐卖妇女案中,警方发现了一条跨越山东和广西的贩卖妇女“流水线”:在山东的孙某联系上买主后,会通知中间人范某;随后范某通过广西的傅某通知媒婆“头子”蓝某,之后蓝某会组织韦某和赖某,到各村镇物色患有精神疾病或智力障碍的妇女,实施拐卖。

在调查“梅姨”拐卖儿童案时,一位曾与“梅姨”潘冬梅有过接触的村民称,潘冬梅自称在乡间做媒人,帮条件不好的单身男性讨媳妇,但她在村里没有从事过类似活动。

另一位农民曾向记者分析,在当地拥有广泛社会关系的媒人,熟知各家各户的情况,包括讨媳妇和抱孩子这类较为隐秘的需求,“一些讨不上媳妇的人,或者生不了男孩的夫妇都可能会选择抱一个男孩来防老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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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乡:拐卖交易中的社交网络
在《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》中,学者陈业强提出,一些怒江傈僳族妇女通过“滚雪球”式的婚姻媒介来到东部沿海地区。一些为了彩礼或想获得更好生活的傈僳族女性,经介绍嫁到东部地区后,发现现实并不如中介介绍的那样,但迫于没钱难以回家,就在当地生活下来。后来,由于需要同伴的情感陪伴,她们也会给当地青年介绍家乡的女性。

在媒体采访中,陈业强认为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行为,“自己已经是一个悲惨的命运,然后又去把这种命运复制给其他的怒江傈僳族女孩。”

在《被拐卖婚迁妇女访谈实录》中,一些被拐走的云南女性也曾表示,周围有被拐来的老乡介绍同乡姐妹过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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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家:并非是赤贫家庭
在一项研究中,王金玲曾指出,这些购买被拐妇女的家庭并不是当地的赤贫家庭,也不是当地的富裕家庭。一方面,实施收买需有一定的财力,远赴千里之外的云南、贵州、广西、四川去“骗”或“买”妻子,将其带回时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的支持;另一方面,他们到较贫困地区去“领媳妇”,一个关键性的原因在于,流入地婚娶所需费用超出了他们的经济能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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阻碍被拐女性回家的,是一个村庄
《中国拐卖拐骗人口问题研究》一书曾援引其他研究中的田野资料,说明在被拐妇女流入地,当地人如何将“花钱娶妻/媳”看做一件合法且合乎道德的事:
1)“在那些流入妇女较多地区的基层干部则认为:买媳妇是解决本地大龄未婚男青年婚姻问题的好办法,是‘成人之美’,‘办好事’,并能使地方稳定,对人贩子恨不起来。”

2)在某流入地,村民责问前来解救被拐成婚妇女的民警:“买媳妇有啥子罪?我们农村娶媳妇还不是要给妇女家里钱财?照你们的说法,媳妇家的父母不就成了人贩子了吗?”

法律工作者徐明轩曾在文章中指出,在刑法增加“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”之前,一些拐卖妇女流入地,经常发生暴力阻碍解救行动的事件。比如,1994年,山西省河曲县土沟乡数百村民,曾围攻解救被拐少女的警察一天一夜,导致两辆警车被砸。而后,当地公检法出动了20多辆警车,才救出被围警察和被拐少女。

在广西“土洋院”案件中,村民黄某曾从向某手中买下一名女精神病人,给儿子做老婆。这位村民曾到当地有关部门给所买女子办理入户手续,而后工作人员来到黄某家中,发现那位女子表达能力模糊,但只拍了照取证并进行处置,事后,也未取缔向某的山寨精神病院。

妇女拐卖,知道的不多图 |电影《盲山》截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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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拐女性都有一个难回的家

一些被拐女性曾有机会重新见到家人或是回到家中,但曾经生养自己的家很难再让她们回去。

1991年,初中文化的曹小琴在和父亲吵架出走之后,没有再回来。她的家人曾在镇上寻她很久,其母亲也为此哭瞎了一只眼。两年后,曹小琴的家人从在内蒙古打工的邻居口中得知,曹小琴被人贩子卖到内蒙古托克托县的许家窑,并嫁给一个叫许小三的男人,育有一子。

得知此事后,曹小琴的父亲和二妹夫从四川来到内蒙古,但他们并没有将曹小琴带回家。据曹家大姐曹永芳回忆:“我爸他们来看见她已经有一个孩子了,而且那个许小三也还可以,为了孩子他们就想着就让她留在这儿吧,我爸爸他们就跑到县城里去给她家买了些生活用品。我爸当时就想,自己的姑娘嫁了这么远的地方,没什么可以给她的,就买些东西给她当嫁妆,让她好好在这儿过日子。”

两年后,曹家人从许小三寄来的信中得知,曹小琴不见了,听说是和几个四川人回去了。但曹小琴并未回家,曹家人相信小琴一定是又被卖了。2008年,在好心人和媒体的帮助下,他们才重新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找到了曹小琴,而此时距离上次相见,已经过去了15年。在此期间,曹小琴因精神失常,被倒卖了五次。重新再看到妹妹时,姐姐说,“我们再怎么样也要养她,让她后半辈子过上好日子。”

1994年,18岁的郜艳敏离开河南许昌的小山村,去石家庄找工作。刚下火车,她就被两位自称可以帮她介绍工作的大姐拐走。被两拨人贩子凌辱后,为了摆脱被人贩子控制的状况,郜艳敏求着前来替儿子找媳妇的农民刘老汉把她买走。最后,刘老汉以两千七百元的价格与人贩子成交,带着郜艳敏来到河北曲阳县下岸村。

来到下岸村的一年里,郜艳敏被刘家人监视,尝试逃跑多次但并未成功,还有一次因为被追得跳进河里,差点丢了命。后来,刘家终于同意郜艳敏在丈夫的陪同下,回河南看望父母。郜艳敏回到家后,和父母抱在一起哭。她这才知道,因为自己被拐,母亲急瞎了眼,父亲的头发先是变白,而后脱没了。

郜艳敏哭着和母亲说,自己不想再回到那个又穷又山的村庄,能否借两千七百块钱还给刘家。母亲告诉她,人家要的不是钱,是你的人,你要是不回去,他们的父母会跟我们一样,也会急疯的。“我母亲就说,这最后还是由你自己决定。”

当时,郜艳敏的父母还告诉她,在村里,结过婚的女子再想找个好对象,就难了。而后,在老家没待满一个月,十九岁的郜艳敏和老三返回下岸村。

2006年,重新回忆起这段经历,郜艳敏记得那时自己“不对任何事情抱希望了”。有记者问她:“你对父母的这个决定失望吗?”郜艳敏答道:“不失望,一直到现在我也不,从来不埋怨我父母,不埋怨任何人。我只是觉得可能是自己的命,自己的命不好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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贫困家庭之困:养育和照看精神疾病女性

2015年,江西赣州铁路公安部门破获了一起系列拐卖智障妇女案件。参与贩卖当地妇女的媒婆蓝某曾向警方供述:“说嫁一个好人家,家里人不会仔细考证,只要把人嫁走就行。”专案组调查时发现,在被拐对象老家,一旦智障女儿“嫁”走,家人就很少主动联系。

后来,警方将解救出的被拐妇女送回广西、广东老家,其中一名受害人家属以“家里困难无力承担”为由,拒绝接收。后经当地村委会协调,将这名女性纳入低保,她才得以顺利回家。

苏南基层卫生院妇科医生吴晓慧曾在《在产房,乡村女性的残酷物语》一文中,提及自己给弱智女性小芳做子宫切除手术的事。2007年,15岁的先天愚型患者小芳被父亲带来做子宫切除手术,缘由是小芳来了月经之后痛经,经常把月经血涂得满墙都是。在小芳父亲到县里公证处取得申请手术公证后,医生替小芳实施了子宫次全切除手术。此后,小芳不会再经历痛经,虽然保留了部分女性功能,但也不能再生育。

那之后,许多疑问从吴晓慧心中冒出:“小芳长大后怎么办?会不会结婚?会不会被男方嫌弃不能生孩子?会不会被丈夫欺负?”

妇女拐卖,知道的不多图 |电影《盲山》截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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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拐女性的错位人生:自杀、复仇

1988年9月3日,《光明日报》发表《沉重的思考——对11位女研究生被骗案的追踪采访》,引发大量关注。10年后,报道同济大学女研究生小A被拐事件的记者武勤英写下回忆录,其中提及郓城县公安局的《关于打击拐卖人口、解救妇女儿童的情况报告》。

报告中,记载了一些被拐女性因抗争自杀:“我县被拐卖的妇女中,有9名因抗拒成婚,不堪受辱而自杀。在大人乡徐庄村、王井乡王皮村,两名少女都是在卖身的5天之内自杀的。至今尚未查明死者的身份和地址。”

对于那些活下来的被拐女性,她们面对的是错位的人生。

1999年9月,广东省高院刑事庭上,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全国妇联主席的彭珮云亲临旁听一起正在审判的案件。被告人郑秀丽因故意伤害罪被检方起诉,而这桩案子也是电影《盲山》的原型。

1994年,22岁的东北姑娘郑秀丽在珠海市,被卖给49岁的花坪村农民郭美南做老婆。刚被骗到村里的当晚,郑秀丽逃跑被抓回。在兄长的帮助下,郭美南强暴了她。后来,郑秀丽找过当地派出所,却被怀疑伙人骗钱而不被理睬。她多次尝试逃跑,但都被抓回,还要遭受一场毒打。在花坪村,买妻成风,村里人认为她是郭家花钱买来的,她不听话,郭家就应该“教训”她。村里没人跟她说话,避之犹恐不及。 

后来,郑秀丽怀孕生子,但生活并没有太好过。郭家兄嫂对她态度恶劣,把她当出气筒,时常讥讽挖苦,甚至当众辱骂她是窃贼。而郭美南生性懦弱,从未帮郑秀丽说过什么。期间,为了一点小事,郑秀丽和兄嫂打了起来。最后,为了报复兄嫂,郑秀丽将买来的硫酸泼向他们还在上小学的孩子,周围5个孩子也遭了秧。经过审理,广东高院改判郑秀丽死刑为死缓。

对于那些有机会逃离被拐地的女性,并非所有人都能回到从前的状态。

2006年,电影《盲山》的导演李杨曾到一些妇女拐卖多发地了解情况。他想找到曾被拐卖的妇女,但发现颇费周折,只能跟这些女性的家人打听,再找过去。李杨曾向记者表示:“救回来的(女性),大多也不愿回村里,因为这事情很丢人,有的连家里人都看不起。都外出打工了,有的甚至又回去(被卖为人妻的家庭),或是惦念孩子,反正也再嫁不出去。”

2021年,一位被拐到广东37年的六旬张老太找到了家人。但在贵州凯里老家,她的女儿认为当年她抛弃家庭,不愿与其相认。在山东聊城,被警方从人贩子手中解救出的张立花遭到村里人的议论,说她“脏”。风言风语中,她和两个女儿的关系也并不融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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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子和家庭:被拐女性离开的羁绊

在一项基于616份关于拐卖妇女儿童公开判决书的调查中,有媒体指出,当被拐妇女长期以“家庭”名义与收买家庭共同生活,在生儿育女后又有了情感牵绊,久而久之,她们渐渐习惯于此。假如收买家庭不打骂她们,还善待她们,这个“新家”会成为她们人生脱离正轨后唯一的慰藉。

1995年,从河南老家回到下岸村的郜艳敏对重回被拐走前的生活完全死心。那之后的几年,郜艳敏度日如年,“就是一种绝望的心情,好像中了邪似的。”丈夫有时喝了酒就会打她,她生了两个孩子,又两次自杀。

郜艳敏本可能像村里其他被拐来的女人一样,麻木地过完一生。直到1998年,辉岭小学的校长找到她,一种新的可能开始出现。那位校长告诉郜艳敏,希望上过初中的她可以担任村里小学的老师。

抱着打临时工的想法,郜艳敏进了教室,她发现班里好些孩子的母亲都不在身边。她们也是从外地被拐来的,生下孩子后就走了。郜艳敏觉得她们不负责任,孩子是无罪的,如果不上学孩子只会玩、流浪或者是出去干活、放羊,“(他们)永远没有文化,我们以后就没有前途,没有出路。像他父母那样,祖辈一样,买媳妇儿。”

后来,郜艳敏成为下岸村小学唯一的代课老师,一个人教一、二两个年级。2006年,郜艳敏已经教了孩子7个年头,面对媒体的镜头,她说:“我在(下岸村)这个最伤心的地方,又找回来了什么,自己的希望。”

2007年,郜艳敏获得“2006年感动河北十大年度人物”,她的故事也被改编成为电影《嫁给大山的女人》。在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时,郜艳敏表示,如要追究人贩子责任,可以直接去找人贩子去。“但不想我的家人受到伤害,事情已经过了这么久了,已经21年了。”

2015年,曾采访过郜艳敏的凤凰网《冷暖人生》栏目决定再次梳理九年前的采访,并就一些网友关注的问题电话回访了郜艳敏。

以下是节目组回访时二人的对话:

记者:为什么一直没离开村子?

郜艳敏:为了村里的孩子,和自己的两个孩子。孩子们离不开我,我也离不开孩子。我作为一个母亲,不可能为了我一个人活着。

记者:您回家的时候,父母没把您留下来。很多人对您父母有一些质疑,您怎么看?

郜艳敏:现在的社会和二十一年前的社会毕竟是不一样,现在的社会在发展。现在是大家理解的方式、思维方式不一样吧。然后农村的生活毕竟和城市生活不一样,因为农村的生活就这样,比较复杂的。

记者: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有些人认为你的婆家他们是违法了的,您怎么看这件事?

郜艳敏:首先,谢谢大家的这份正义,可是这份正义就是说来的真的是太迟了。就是说,时间会倒流吗?能回到二十一年前吗?回不去了已经。伤疤谁也抹不掉了,现在已经抹不掉了。现在大家的舆论啊,又来揭开我的伤疤。不仅伤害了我,而且更加伤害了我的孩子们。就是请大家换位思考一下,然后我就想和孩子们平平淡淡地生活。

记者:外面现在很多声音啊,惩治买主,惩罚你的丈夫,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呢?

郜艳敏:当时买我的不是我丈夫,然后就是说当时把我救出来的,也可以说就是这样吧,然后就是我公公,当时是我哭着,然后求他(把我买走)。现在你看孩子们都这么大了,如果就像大家说那个,把孩子的爸爸抓走,就说孩子们上学怎么办?要是真是进去了,它给孩子们心理上会造成更大的创伤、阴影。

记者:现在这些年里,你有没有教出来的学生考上了大学的?

郜艳敏:嗯,有。

记者:大概有多少个?

郜艳敏:有一个。目前正在上大学呢。成绩一直都挺好的。

如何理解郜艳敏的经历和选择?这期节目提到一位著名女性心理专家对此事的看法:“其实郜艳敏为了自己的孩子和村里其他的孩子而留在伤心之地,既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对环境的屈从,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无私奉献,大爱无疆。在身心被摧残,在反抗无门陷入绝望之后,郜艳敏在孩子身上找到了一点点价值、尊严和责任。这恐怕也是她发起的最后的,顽强的一种心理的自救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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拴住精神障碍患者,是最优解么

对于精神障碍患者,许多家庭选择用铁链或铁笼限制其行为。

2008年,在曹小琴被家人寻回前,她因精神失常一直被刘家人用铁链拴在家中。2015年,濮阳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汉“捡”来一位二十多岁的智障女性生子,平日他外出种田时,为防止母子二人走丢,将女人锁在屋里,孩子栓在树上。

近日,医学人类学学者马志莹曾对媒体表示:“过去很多拐卖事件中,有人会提问,说你把人救出来又怎样呢?回答者说,儿童有福利院,精神病人有精神病院。但我们应该去思考,精神病院是否就能成为一个人的最终去处?”

在一篇探讨了精神障碍者的照料问题的文章中,马志莹提及,“在整个精神服务系统里,应该有家庭之外的社区居住的选项。比如‘中途宿舍’,一些严重的精神障碍患者从精神病院出来之后,可以去这里过渡。对于独立居住的精神障碍患者,也可以有社区护士或社工定期随访。”

除此之外,马志莹还指出,人们也需要考虑如何去给这些精神障碍患者提供社会支持网络,进行心理创伤治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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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拐妇女离婚难

在财新的一篇报道中,有记者梳理了相关案件,发现被拐妇女起诉离婚被驳回的现象不止出现在一地。被拐妇女往往面对的是一个“拐卖不破婚姻”的残酷现实。她们的被拐身份,对于离婚而言,并没有实质影响。

对于被拐妇女的离婚困境,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尤乐指出,一定要保护拐卖妇女可以随时离开的权利。他认为,“如果只是一味死板地适用感情确已破裂等标准,实际上相当于首先承认了(他们)合法的婚姻关系,这只会让买方更加肆无忌惮。”

– END –

撰文 | 肖瑶

本文来自,本文不代表摸鱼吃瓜立场,如若侵权,请通知删除 邮箱:exmail@moyuchigua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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